《巨流河》｜非著名铁岭人对20世纪中国苦难的记述。

中国小人物亲身经历过的20世纪的苦难。

核心书摘：

流经铁岭的辽河在清代被称为巨流河，《巨流河》这本书的书名便来源于此。 

本书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跟随郭松龄兵谏军阀张作霖失败，被迫流亡，六岁的齐邦媛也跟着母亲离开东北故乡。此后的十七年大部分是战争岁月，齐邦媛和父母从南京、北平，跟着撤退的路线一路往西南逃，亲眼见证了这场苦难，直到1993年，齐邦媛才再度踏上大陆的土地，重返故乡。齐邦媛在《巨流河》的序言中写下她写这本书的初衷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，日本人侵略惹来两颗原子弹也写个不休，而中国人自20世纪开始就是苦难交缠，却渐渐被湮没与遗忘。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的齐邦媛，心灵上刻满弹痕，她问自己：“六十年来，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祖国奋斗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？”于是80多岁高龄的齐邦媛，决心提笔写书，才最终有了《巨流河》这本书。

关于作者：

齐邦媛，台大荣誉教授，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、旧金山加州大学访问教授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，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。

学什么：

1、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？

2、这些事对小人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一、漂泊的童年

1924年元宵节，齐邦媛出生在辽宁。由于母亲在怀孕期间生了病，所以齐邦媛先天气血不足,快满周岁时，得了一场病，差点死掉，是一名医生救了她，并给她起名齐邦媛。

齐家在辽宁铁岭一带是望族，齐邦媛的祖父齐鹏大追随奉系军阀头领张作霖20多年。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，早年留学德国学习哲学，回国后却参加了郭松龄的反对张作霖的队伍。1925年，郭松龄兵变失败被杀后，张作霖顾念旧情没有杀齐鹏大，齐世英一直在被追杀。为了避免家人遭受报复，齐世英流亡日本，年幼的齐邦媛和哥哥则跟随母亲逃到一个小山村的亲戚家避难。

为了躲避搜捕，齐邦媛和母亲在乡下待了4年。有一天早上，外公突然带来父亲齐世英的消息，说他人在南京。母亲决定带着儿女去南京和齐世英团聚，她们娘仨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，来到南京，失散多年的一家人终于团聚。

到了南京后，6岁的齐邦媛就被送到附近小学读书，但在她10岁那年夏天，齐邦媛突然咳嗽得厉害，检查发现是得了严重的肺病，需要去北平治疗。于是齐世英撇下工作，带着女儿来到北平治疗。

1935年，齐邦媛11岁，身体稍微康复后她再次回到南京，就读于中山中学。但一年半后，抗日战争暴发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，日军逼近南京。1937年11月，齐邦媛和家人随同中山中学的师生，向后方撤离，在半个中国的土地上颠沛流离，吃尽了饥寒之苦，逃亡途中，齐邦媛只有18个月大的妹妹齐静媛病死。

南京沦陷后，齐邦媛被迫再随师生队伍，徒步转移到湖南湘潭县的永丰镇，但仅仅一个学期后，广州沦陷，长沙告急，齐邦媛只能再次踏上流亡之旅，跟随师生队伍到达桂林。后来广西的局势趋紧，她们又从桂林到柳州，到怀远，到贵州，最后终于到达重庆，暂居在自流井静宁寺。虽然一直在逃亡中，战争和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，但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和教学仪器设备，齐邦媛也一直没有中断学习。

二、“中国不亡，有我！”

1938年11月，在离开南京整整一年，跑遍大半个中国后，齐邦媛入读张伯苓创建的南开中学重庆分校。在南开中学的6年时光，让她齐邦媛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，奠定了她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。

1938年，日本占领东北后，以天津日租界为基地，向华北伸出侵略的魔掌，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知道局势危机，天津沦陷只是早晚的问题，于是提前在重庆沙坪坝建好了分校。抗日战争开始后，南开成为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，但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信念重建的学校。齐邦媛就读的这所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难的八年中，教育了数万青年，每个人都听过张校长激动地喊出那句口号：“国不亡，有我！”每个南开学子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续。

张伯苓13岁时考上了晚清政府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，1894年，张伯苓从学堂毕业时，正值中日甲午战争，他目睹了山东威海卫上空“三换国旗”的悲剧。张伯苓痛定思痛，觉得中国的未来在于教育，于是前后奔波数十年，开创南开。天津南开被炸毁后，蒋介石将南开与北大、清华合并为西南联大，在昆明设校，成为抗战期间中国最好的大学。

除了张伯苓校长外，南开的老师们也给齐邦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重庆南开分校建立起来后，很多优秀的老师受到张伯苓校长的号召，来到南开，在众多优秀的老师中，影响齐邦媛最深的是语文老师孟志荪先生。

南开中学的语文教科书主编就是孟志荪，他创编的教材对中学生来说难度很大，放到现在大约相当于中文系本科生的水平。在孟老师的教导下，齐邦媛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。

南开的老师，用任何时代的标准来看，都是一群最优秀的园丁，像孟志荪这样对学生有极大影响的老师不止一个，比如教化学的郑老师，教物理的魏荣爵老师等等。

至今南开校园里还流传着这些名师当年因材施教的故事，这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80多岁的齐邦媛，在写《巨流河》这本书的时候，还念念不忘地谈起她的恩师们了。

三、永远的白月光

高三临毕业时，心高气傲的齐邦媛在填报大学志愿时，只填了三个志愿，分别是西南联大哲学系、武汉大学哲学系以及西南联大外文系。当时她的恩师孟志荪先生劝她读中文系，但执拗的齐邦媛并没有听。

当年的学生准备高考要远比现在还辛苦。联考的日期是七月份，七月份的重庆热得像火炉，当时学校里也没有空调、电扇之类的东西，连桌椅都晒得发烫，可学生们还是通宵达旦地学习。在那段艰辛枯燥的日子里，张大飞的来信成为齐邦媛心里唯一的期待和慰藉。

张大飞原名张乃昌，也是辽宁人。他的父亲张凤歧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担任沈阳警察局局长，因为接济放走不少地下抗日工作者，被日本人活活烧死。张大飞独自跑到北平投靠叔叔，他一心想着学习报国，进入报国寺国立中山中学学习。

国立中山中学是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创办的。抗争暴发后，齐世英本想回到故乡辽宁支援抗日，却发现时局困顿，自己在东北能做的事情很少。在朋友的劝说下，齐世英回到北平，成立了“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”，专门收留救济那些从东北逃出来的青年。

后来，齐世英从民国“行政院”申请了五万大洋，在北平成立了国立中山中学，招收了大约两千名初一到高三的东北流亡学生，齐邦媛的哥哥齐振一和张大飞也在其中。后来因为战局恶化，国立中山中学被迫迁到南京。

张大飞来到南京后，每个星期六中午都会跟着齐振一来齐家吃饭。当时齐家为了照顾流亡在外的东北青年，会经常招待孩子们来家里吃面，齐邦媛的母亲给了这些失去故乡的孩子们妈妈一样的温暖。

当时只有12岁的齐邦媛就这样与张大飞相识，并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淞沪会战失利后，齐邦媛随着中山中学一起逃亡，张大飞立场报效祖国，报考了杭州笕桥航校，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，参加了重庆上空的保卫战，他会在空余时间用航空信纸给齐邦媛写信，他们两人通过信件诚挚、纯洁地分享彼此的成长经验。

由于张大飞在重庆保卫战中表现出色，1941年，他被派往美国受训，成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，第二年，张大飞从美国学成归国，加入了由陈纳德指挥的“飞虎队”。

1943年4月，正在辛苦备考的齐邦媛在学校里见到了特意赶过来看望她的张大飞。张大飞是因为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，才有机会来看齐邦媛的，在他们就要分手的时候，天下起了大雨，张大飞拉着齐邦媛跑到屋檐下站住，把齐邦媛拢进自己的大雨衣里。隔着军装，齐邦媛能听见张大飞如鼓声般的心跳，但张大飞松开手叫齐邦媛快回宿舍，他说：“我必须走了。”大雨中，齐邦媛看到张大飞半跑到门口，上车疾驰而去，那是俩人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
两年后，张大飞在空战中为掩护友机不幸阵亡，他好像预感到自己会牺牲一样，在上战场前，给齐邦媛的哥哥齐振一留下一封信和一个很大的包裹。

那是一封诀别的信，是一个26岁青年与他有限的往事告别的信。张大飞在信中写道：“振一，你收到此信时，我已经死了……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，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……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，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……这8年来，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，我一直告诉自己，我和她只能是兄妹之情，否则，我死了会害她，我活着也是害她。以我这必死之身，怎能对她说‘我爱你’呢？请你劝邦媛忘了我吧，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。”

齐邦媛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包时，泪如雨下，两天后才鼓起勇气打开那邮包，那里面全是她写给张大飞的信，信还按照年份仔细地排好，从1938年到1944年，一个少女在残酷战争中成长的心路历程，详详细细地记录在那一百封信中。

一个月后，日本投降。全国上下欢呼雀跃，无数人涌上街头，相拥庆祝，唯独齐邦媛在昏天黑地的痛哭中，度过了那个胜利夜。从那以后，她再也没有提过张大飞的名字。

四、风雨台湾

1945年，蒋介石违背民意，发动内战。

1947年，齐邦媛从武汉大学毕业，准备去上海找份谋生的工作，但此时中国内战已经白热化，整个中国都处在非左必右的政治旋涡中。

正当齐邦媛不知该何去何从的时候，父亲的好友、著名地质学家马廷英先生到她家中拜访，交谈中提到台湾大学正在招聘老师，齐邦媛期待能有一片新天地，暂时忘记多年的迁徙动荡和国内纷扰。于是在1947年9月下旬，齐邦媛跟随马廷英前往台湾，父亲给她买的是双程票，本意是想让她到台湾看看就回来，没想到这竟是一条不归路。

齐邦媛到台湾后，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任助教，期间暂住在马家。一年后，齐邦媛参加了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，在会上她遇见了罗裕昌。校友会后三四天，罗裕昌就拉着另一个武大学长到马家来找齐邦媛，齐邦媛起初没有在意，但发现罗裕昌第二个星期又来了，还邀请她一起出去玩，这时候齐邦媛才回过神来。没过多久，两个人就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，这中间没有刻骨铭心的遭遇，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。比起张大飞，齐邦媛在罗裕昌身上所用的笔墨明显少得多，也平淡得多，也许他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的合适的人。齐邦媛自己也说，不奢求寻找“唯一契合的灵魂”，爱情就是报团取暖，是两个人在险恶世间的相互拯救。

1948年8月，齐邦媛和罗裕昌返回上海，10月在父母亲朋的见证下成婚。婚后不久，两人就重返台湾。

回到台湾后，齐邦媛到台中一中当了一名英语老师，除了教学，她还做过口译，还去美国专门进修英美文学，之后进入中兴大学教书，后来跟随丈夫的工作迁往中国台北。

在中国台北期间，齐邦媛曾经组织了一大批优秀的译者翻译《中国现代文学选集》，将一大批优秀的中文作者介绍到海外，并参与了国文教科书的改革，将中学在大陆学到的那些读书心得投入到下一代的教育当中。齐邦媛说，她喜欢教书，喜欢那种走进课堂时，学生们用一双双眼睛渴望地看着她的感觉，她投入大量精力备课，琢磨如何把课上得有趣，让学生学得更扎实。

在台湾，齐邦媛有着“永远的齐老师”之称，她从23岁应聘到台湾大学外文系任助教开始，毕生从事教育工作，真正是桃李满天下。

齐邦媛在两岸开放探亲后，回过东北三次，2001年她回到沈阳，为复建的东北中山中学捐赠一个图书馆。那一次，她特地从沈阳来到大连，连着两天，一个人坐在海边往南眺望台湾，心里盛满近一个世纪的漂泊滋味。

在《巨流河》这本书的结尾，齐邦媛写道：“望着渤海流入黄海，再流进东海，融入浩瀚的太平洋，两千多公里航行到台湾。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，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哑口海，海湾湛蓝，静美，据说风浪到此音灭声消。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。”

结语

以上就是《巨流河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。

在齐邦媛一生最爱的古罗马史诗《埃涅阿斯纪》中，特洛伊城被希腊联军攻破后，英雄埃涅阿斯率众移民奋战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，最后到达命中注定的台伯河，建立罗马帝国基业。对于齐邦媛来说，这似乎是她半生漂泊的写照。她没有像英雄那样浴血奋战，但流亡时家国始终在身后的情愫却一模一样。她在经历了80多年的风风雨雨后，才将自己一生经历写成回忆录《巨流河》，从出生地巨流河写到台湾南端的垭口海，一个人，几个家庭，埋藏着一整个世纪的巨大伤悲。

最后，所有的颠沛流离，所有的风雨飘摇，都由大江流向大海，“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。”

【编辑：Stan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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